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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即为“进学”；通过道试可补“生员”，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记载，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便是——写对联！

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腐败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到弘治皇帝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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