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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中国作家协会问我：水上勉先生率领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来，你能不能陪同他们访问？我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正在写小说，写到一半停下来，会事倍功半。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来日无多。拿出两周时间去既辛苦又难作好的事情，难免有点踌躇。但我还是答应了。一半是因为我不能纵容自私的念头作祟，一半是出于对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壶》。老舍先生是我相识多年的前辈，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写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远在东瀛写了出来，我感谢他，敬重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后怕。怕我当初一念之差拒绝了陪同任务，失去这么一次美好的经历。

对一位年长者妄加评论，是不礼貌的。可我总忍不住对别人讲，水上勉是个极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处两周，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几年前，他在北京见到一方砚台。东西很好，价钱也惊人，他没有买。这次到北京，他又钻到那家商店去了。砚台还蹲在老地方，睁着诚挚的眼睛看着完。他看了它一会儿，走出商店。在店外犹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还是花重价把它买了下来。从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头放在手提袋里片刻不离。上飞机提着它，乘火车也提着它，他对我说：“为买这块砚，我准备了好几年。”我知道他不会在经济上作什么准备，而是思想准备，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没买下这方砚那种后悔莫及的样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见它，重新看见它的标价时又是怎样的犹疑不决的可笑状态，我敢打赌，他童年时一定有过执著的迷恋一件玩具、一种事物、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脾气。而贫苦生活也使他养成谨慎和节俭的习惯，当这两种习性发生矛盾时，他会认真地苦恼。他提着那笨重的石砚旅行的样儿，真像个抱着玩具不放的孩子。为此我还开过他一个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发现一座桥的石栏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说要是把它拆下来送给水上勉先生，他也会高兴地提着它不放，虽然这石栏有上百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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