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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在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五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作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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