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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齐政也是接触过不少下到地方考察的部委代表。

一般来说，这些代表有两种心态。

要么是一副老好人态度，该看看，该听听，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是一副找茬态度，对于地方的一切都抱着批判态度，怀疑安排好的一切。

眼前的贺明哲显然是后者。

他目光炯炯地瞅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齐政，在等着齐政回答的同时，脑海中甚至已经想好了反驳的思路。

他又不是对农村屁事不知，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就拿农业规模化来说，规模化首先要流转土地吧。但在农村，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并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在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即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不愿放弃土地，甚至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

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仍处于非稳定状态，部分农民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或是自己最后的保障。尤其是无条件外出打工或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更不愿流转土地。

那么问题来了，嘉谷系合作社遍地开花的背后，有多少农民蒙受了委屈而无法声张？

他是知道的，土地流转被不少县乡各级政府视为可以显现的政绩，在推动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地方干部普遍采用“做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威逼利诱下“同意”流出土地。

另外，由于很多农户愿意将土地流出，这很容易对不愿流出土地的农户造成“群体压力”——因为农村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按人口平均分给了每个农户，若想流入连片的土地，必须征得所有涉及农户的同意。若大多数农户同意流转，就算有人不愿意流转，但他的地卡在中间，而周围人愿意流转，这样就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人总喜欢与大众保持一致，而不愿被看成“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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