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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对《笑傲江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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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注:莜,或字不详,亦有直称“荷丈人”)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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