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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远

我和国桢同志初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桢来自陕西,我来自河北,都是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出的。在农讲所,除了结合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学军事,生活军事化。我俩因身高相同,军训时,常常排在一起。我见他的技术熟练,很钦佩,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曾进过学兵队。我俩上课不在一个班,平时交谈很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朴实,很能吃苦耐劳。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诲;一起去参观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亲眼看到那里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动人景象;一起参加中共广东区召开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较全面的教育。虽然是初步的、启蒙性的,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革命思想觉悟。这年9月,我们结业,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30年初,我调天津一区(在小刘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国桢此时在天津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当时天津尚无市委,一区直属省委领导,我俩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一区是天津纱厂集中的地方。当时天津有五个大纱厂,其中四个在一区,这里还有一个码头,因此工人集中,是职工运动的重点。国桢同志常常深入到各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总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团工会,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并派人到天津,向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帮助省委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五一节发动全市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等。对此,国桢有不同的意见,并找我交换看法。他认为,在天津,敌人统治力量还很强大,我党和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不具备举行总罢工和暴动的条件。目前,党组织应当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最迫切要求,踏踏实实地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揭露敌人及其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名义,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创造条件。我和国桢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我们不能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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