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对越厮杀，正处于激烈胶着。

北国的京城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或许最能让部委官员们直观受到的影响，就是随着国家决定撤军控制战争规模、把一些鹰派人设的人才，从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门。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扶着黑框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周部长转发之前，圈阅了两句话：“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周部长已经结合中央精神，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周部长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国家建部时，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长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长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绝不质疑周部长的决定。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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