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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不是说，大顺的问题，只需要解决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条件”？

也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

没有人，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

正如亚当·斯密，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国富论》。

而魁奈等人，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自然秩序学说】。

反过来看大顺。

文明的早熟，让大顺经历过太多。

中央放弃铸币权，地方豪强自行铸币？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

经历过，汉代就经历过，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由商人开发？

经历过，并且在明末，精英阶层集体反对，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

放弃抑兼并政策？

这个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时候也经历了，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封闭了黄河漕运，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也不是没经历过。

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或者说，大顺有《商品列举法》、有《列举补贴法》吗？大顺的朝廷，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

全没有。

甚至于，大顺的关税，除了“征税”这个作用外，压根不存在任何的“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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